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拿宗教情感及其体验来说，创造出上帝还是别的什么，这是大有区别的。

他由此得出结论说：无以人灭天，无以故灭命，无以得殉名，谨守而勿失，是谓反其真。[90] 按这种思维，神农也是在实践中日尝百草，才知道药能治病，并不是对药性有何专门的认识，长生之药更是如此。

中国哲学缺乏概念的明晰性和形式化，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。庄子把人心分为两种，一种是以外物为对象的认知之心，这样的心局限于彼我、内外之分，计较是非、善恶之别，处在彼我、是非的对立之中，不能实现真正的超越，他称之为成心。心学的特点是，要为自然立法，要作万物的尺度，必须返回到自己的本心，尽心以知其性。它要解决的，是关于人的存在、本质、意义和价值的问题，是人生的意义问题，并不是解决自然界的存在及如何认识自然界的问题。从根本上说，它不需要到人以外的自然界去认识天道或自然。

但理学家所说的真我，既不是无，也不是空，而是形而上之性（理）。因为这是尽性之事，不是认识问题。只要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，就能在有限的人生中实现无限与永恒。

这正是理学范畴论的实质所在，也是全部中国哲学的实质所在。这种主体性可称之为相对主体性。中国心灵哲学的重要特点是，认为心灵是无所不包、无所不在的整体性存在，具有绝对无限性和内向性、动能性和情感意向性特征。心灵与境界，哲学与宗教，这类问题比较复杂，但又十分重要，似乎远离现实，其实与现实关系最密切。

它是中国文化价值观的最重要的哲学基础。荀子、刘禹锡等人也代表中国哲学一个方面的传统，也有值得反省之处。

任何人的境界，都是个人的境界，不同于其他人。从这个范畴体系可以看出，中国哲学是一种人学形上学，理气论是其理论前程，心性论是其理论核心，知行论是其中介，天人论是其最高目的。比如心物关系，就是一种主客关系，万物皆备于我、心外无物、不诚无物、尽其性以尽物之性、意之所在便是物，等等，难道不是主体思维吗？但这并不是如同某些人所说，是存在即被感知的主观唯心主义，也不是主客不分、物我混同的无主体哲学。主体性的特征不仅表现在认知方面，更主要的表现在情感、意向、意志和实践方面。

唐君毅先生也讲境界（有九境之说），他用主观、客观、主客合一的三分法，有似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。理学心性论作为其全部理论体系的核心，固然有一个历史的形成、发展和建构的过程，但是它的最深厚的根源却存在于中国传统哲学之中。如果能改变整体论的绝对主义和内向性的封闭主义，使心灵变得更加开放，那么，它的功能性特征和情感意向性特征，将会对现代哲学作出贡献。但是冯先生讲境界问题的方法，受西方哲学影响太多，以致使中国哲学境界说的特色未能充分显示出来。

这本书在海外影响很大，遂成为牟宗三最具理论性的代表著作。做一个现代人，还要不要提高精神境界？要不要高尚的情操、情趣和情调？要不要自我修养、自我超越？心灵境界与市场经济是不是不相容？人的价值究竟是什么？这类问题正是中国哲学能够切入现实的焦点问题之一，具有深层意义。

主体这个词无疑是从西方哲学中移植过来的，但这是不是说，讲中国哲学的主体问题、主体思维，必须按西方哲学的传统概念及分析方法去讲呢？我以为不能。因此，它不是靠理论思辩，而是靠实践功夫，既有理性的诉求，又有超理性的追求。

这恰恰是从西方传统哲学的观点谈论思维方式的。中国哲学中常为人们所引用的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、参赞化育、为天地立心等重要思想，都表明了这一点。它不是观念意向，而是情感意向，不是纯粹理性的意志自由，而是主体实践的意志自由。但事实是，同样是讲主客关系，解决主客关系的问题，却有不同讲法，有不同的解决方法。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并使用主体思维这一概念的。一提起思维方式，有人就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，什么是思维方式、什么是主体思维？这些问题必然涉及中西文化与哲学的比较研究。

这本书的另一特点，是突破了所谓程朱、陆王之争。[4] 参看何舒：《我国系统研究中国心问题的第一部学术专著》，中国社会科学院《学术动态》第48期，1990年10月22日。

研究心灵与境界，还会遇到哲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。此为大而化之之谓圣，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（孟子语），正是讲心灵境界的，但并不只是理性的问题。

主体思维不仅是儒家哲学的特点，也是道家哲学与佛教哲学（特别是禅宗）的特点，它们之间既有区别，又有联系，各自对中国哲学主体思维做出了贡献。境界问题不是我首先提出的，当代学者早有人提出过。

徐复观先生著有《中国人性论》一书，但是只限于先秦，往下再没有作。如果说，审美情感有所谓有意味的形式，那么，道德情感也可以有某种有意义的形式，宗教情感可以有某种永恒的形式。当然也有一些思想家如荀子讲过制天命而用之的话，但这是不是今人所理解的天人相分，即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思想呢？这是需要讨论的。心灵也不是实体，既不是一团血肉，也没有不死的灵魂，它是虚灵不昧、神妙不测的。

但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，我有不同看法。当我完成理学研究的两部著作之后，我发现理学家大谈心性，这除了同佛学的挑战有直接关系之外，同整个中国传统哲学有更加密切的联系。

它既不同于西方传统哲学，更不同于西方当代科学哲学所说的主体性，也不同于西方近代人本主义所说的主体性，它表现了中国哲学所特有的思维方式。西方传统哲学的特点是主客分离、主客对立，由此产生出主体性问题，这一点许多中外学者都是承认的。

不可将心学、理学的区别看得过于严重，以致将朱熹说成西方式的实在论者或存有论者。中国哲学的贡献即在于此，中国哲学的不足也在于此。

我认为，海外学者提出心性问题，并进行如此深入研究，应当说是对中国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。我也是试图从这个角度进行研究的。我认为，儒学基本上是一种人文主义哲学，不是宗教哲学，但是确有一种宗教精神（能不能称为人文主义宗教，可以研究）。说它具有宗教精神，主要是说，它要找到安身立命之地，要解决人生的归宿问题，即所谓终极关怀的问题。

但是在我看来，主体思维是最根本的特征，从一定意义上说，主体思维支配、决定了其他思维特征。天人合一固然反映了农业自然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望，但它的根本意义在于解决人的心灵问题，在于安排人的精神生活问题。

我们不能忽视中国哲学与文化还有其历史性局限和结构性缺陷。但它确实不同于西方式的横向超越，而是一种纵向超越。

但我发现，中西哲学与文化在这方面有很大差别。通过这一类的研究，或许能揭示中国哲学的某些特点，也有助于解决中国哲学走向未来的问题。